“在中国民间，最深广的文化，莫过于‘年文化’了。”著名作家冯骥才说。
春节源自农耕生活，农耕依从自然四季。作为冬去春来、四季流转的节点，中国人把“年”过得分外隆重。“人们把对新一年生产和生活的极致的向往——五谷丰登和金玉满堂，全放在对年的祝愿里，成为过年巨大的精神驱动力。同时，所有人间的美好的期许：幸福、平安、健康、团圆、兴旺，也都一拥而来，汇成年的主题。”
作为“年”的拥趸，冯骥才写了许多关于“年”的文字。为了保护和传承好传统“年文化”，他还做了两件至关重要的事。一是向国家申请除夕放假，这个建议已被政府采纳；二是建议将春节申请为世界文化遗产。近四十年来，他写年、说年、谈年、论年，不断为当代社会召唤传统的年的韵味与精神。
2024年12月4日，在巴拉圭亚松森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19届常会上，中国申报的“春节——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正式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至此，中国共有44个项目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名册，总数居世界第一。
展开剩余89%春节申遗成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度认可，也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里程碑。作为申遗发起人之一，冯骥才在申遗成功后第一时间编著了《过年书》并交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录了冯骥才的《过年》《花脸》《春节八事》等五十余篇关于春节的文章和采访，并配以三十余张彩图，从春节回忆、春节习俗、对春节相关民俗的抢救，到对春节的展望，全面阐述了春节的文化内涵，是了解春节的入门读物，也是向世界展示中国春节的绝佳读本。
冯骥才认为，春节申遗的成功既有助于中国人重新认识春节的深邃意义和全部价值，也能让全世界欣赏和享受这一遗产特有的艺术魅力。
“一代代中国人是从各式各样的民俗里知道春节的，因而一进入春节，就掉进了气息浓烈的年文化的酒缸里。”冯骥才说，“没有任何节日像春节一样包含中国人那么多精神、心理、追求、性情、偏爱，因而春节最能讲好中国故事；外国朋友会从中知道中国人格外重视亲情，分外孝敬父母，了解到中国人生活中的理想究竟是什么，恪守怎样的道德，还有传统中古老的、淳朴的、美好的价值观。”
对话著名作家冯骥才
著名作家冯骥才。
Q：请您谈一谈《过年书》的出版契机。
A：近年来，我特别想编一本书，即《过年书》。因为我写了太多的关于年的文字，小说散文也好，随笔杂文也好。我是从农耕时代过来的人，对年的情怀和记忆太深。年是中国生活和文化中太陈太浓太烈太醇的一缸老酒，而且没有一个中国人没尝过。
在上世纪社会开放、生活改弦更张，加上西风东渐，固有的传统便渐渐松散，年味发生淡化，我因而忧患，生活不能不知不觉失掉了这么美好的东西；如果我们真的失却了年的风俗，那就不仅仅是一顿年夜饭，而是几千年创造的各个地域千差万别灿烂缤纷的年文化，这里边还包裹着我们民族对团圆、慈孝、和谐、平安和幸福执着的精神追求。于是，我开始关切、思索、思辨、探究年的内涵、性质、意义、不可缺失的道理，写成文章，或向公众讲述；进而对一些重要的年俗如花会、窗花、年画等进行田野抢救；在各种与年相关的社会话题上发表意见，如春晚、春运、短信拜年、鞭炮等。我的本意是保护好和传承好传统的年文化。
另外还要做一件事，是为加强年的本身而努力。一是向国家建议除夕放假；除夕是年最重要的日子，不放假，就无法过好年；这个建议被政府采纳了。二是建议将春节申请为世界文化遗产。世界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文化财富与历史经典。一旦被国际公认，列入世遗，将极大提高国人的文化自信，同时春节将成为全世界尊重与喜爱的节日。
为此，我写了许多文章、建议、提案，做了许多演讲，通过媒体表达出了我在这方面的思考与意见。近四十年来，写年、说年、谈年、论年，是我的工作的一部分。于是，我很想把它们汇编一起，看看年的当代兴衰与走向，也反省一下自己的行为是否得力。
一个意外的好消息——春节申遗成功——闯入我们的生活。多年的梦想成为现实！春节成为人类的文化瑰宝，一方面当之无愧，一方面喜出望外。而就在此时，作家出版社约我编写此书，正合我意。知我者，作家出版社也。于是着手编辑修订，配图成书。
Q：过年期间，哪些习俗或活动最能体现您对生活的理想化追求？您认为这些传统如何帮助人们构建更美好的生活愿景？在您心中，中国年文化是怎样的？
A：在中国民间，最深广的文化，莫过于“年文化”了。
中国人过年，与农业关系较大。农家的事，以大自然四季为一轮。年在农闲时，便有大把的日子可以折腾；年又在四季之始，生活的热望熊熊燃起。所以，对于中国人来说，过年是非要强化不可的。或者说，年是一种强化的生活。
世界上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崇拜物。那么中国人崇拜什么？崇拜太阳？崇拜性？崇拜龙？崇拜英雄？崇拜老子？崇拜男人？崇拜祖先？崇拜皇帝和包公……非也！中国人崇拜的是生活本身。“过日子”往往被视为生存过程。在人们给天地三界诸神众佛叩头烧香时，并非信仰，亦非尊崇，乃是企望神佛降福人间，能过上美好又富裕的生活。这无非借助神佛的威力，实现向往；至高无上的仍是生活的本身。
在过年的日子里，生活被理想化了，理想也被生活化了。这生活与迷人的理想混合一起，便有了年的意味。等到过了年，人们走出这年所特有的状态，回到生活里，年的感觉也随即消失，好似一种幻觉消散。年，实际是一种努力生活化的理想，一种努力理想化的生活。无论衣着住行，言语行为，生活的一切，无不充溢着年的内容、年的意味和年的精神。且不说鞭炮、春联、福字、年画、吊钱、年糕、糖瓜、元宵、空竹、灯谜、花会、祭祖、拜年、压岁钱、聚宝盆等等，这些年的专有的物事；打比方，单说饺子，原本是日常食品，到了年节，却非比寻常。从包饺子“捏小人嘴”到吃“团圆饺子”， 都深深浸染了年的理想与年的心理。瓶子表示平安，金鱼表示富裕，瓜蔓表示延绵，桃子表示长寿，马蜂与猴表示封侯加官，鸡与菊花都表示吉利吉祥……生活中的一切形象，都用来图解理想。生活敷染了理想，顿时闪闪发光。
这样，喜庆、吉祥、平安、团圆、发财、兴隆、加官、进禄、有余、长寿等等年时吉语，便由此而生。这些切实的生活愿望，此刻全都进入生活。无处没有这些语言，无处不见这些吉祥图案。一代代中国人，还由此生发出各种过年方式，营造出浓浓的年的环境与氛围。长长四十天，天天有节目、处处有讲究、事事有说法，这色彩与数字都有深刻的年的内容，这便构成了庞大、深厚、高密度的年文化。
A：在您看来，普通人或社区能做些什么来避免“文化失落”，并推动春节的复兴？
Q：年文化受到空前猛烈的冲击。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西方文化的冲击。现在中国人的家庭中，年轻人渐渐成一家之主，他们对闯入生活的外来文化更有兴趣。二是人们的社会活动和经济行为多了，节日偏爱消闲，不愿再遵循传统的繁缛习俗。三是年文化的传统含义与现代人的生活观念格格不入。四是年画、鞭炮、祭祖等方式一样样从年的活动中撤出；有一种说法，过年只剩下吃合家饭、春节电视晚会和拜年三项内容，而拜年还在改变为电话拜年，如果春节晚会再不带劲，真成了“大周末”了。
复兴不是复旧，而是从文化上进行选择与弘扬。现在要紧的是，怎样做才能避免把传统扔得太快。太快，会出现文化上的失落与空白，还会接踵出现外来文化的“倒灌”和民族心理的失衡。
A：在《过年书》中，您提到“临终抢救”，并对南乡三十六村年画文化进行系统性保护？具体采取了哪些创新方法，并取得了哪些关键成果？
Q：我说过，积极的应对永远是当代文化人的行动姿态。作为城镇化带给民间文化遗产新一轮破坏的范例，进行档案化的记录。同时，重新使用多年前在天津老城和估衣街大举拆迁之前所采用过的方式，即紧急抢救性的调查与存录。这一次还要加入多年来文化抢救积累的经验，动用“视觉人类学”和“口述史”的方法，对南乡三十六村两个重点对象——宫庄子的缸鱼艺人王学勤和南赵庄义成永画店进行最后一次文化打捞。我把这种抢在它消失之前进行的针对性极强的文化抢救称之为：临终抢救。
我们迅速深入村庄，兵分三路：研究人员去做重点对象的口述挖掘；摄影人员用镜头寻找与收集一切有价值的信息，并记录下这些画乡消失前视觉的全过程；博物馆工作人员则去整体搬迁年画艺人王学勤特有的农耕时代的原生态的画室。
通过两三个月紧张的工作，基本完成了既定的目标。我们已拥有一份关于南赵庄义成永画店较为详尽的材料。这些材料有血有肉填补了杨柳青画店史的空白；而在宫庄子一份古代契约书上发现的能够见证该地画业明确的历史纪年，应是此次“临终抢救”重要的文献性收获。
Q：您一直在做传统文化相关的工作，天津民间文化资源丰厚，民俗、民艺、工艺、戏剧与曲艺等等，还有一些历史建筑都是顶尖的东西。如果真的将这些资源有声有色地调动起来，就不只是一个年画节和艺术节，而是城市传统的文化节了。在运用这些文化时，您都做了哪些行动？
A：在运用这些传统文化时，我们刻意把一些已经被时间的尘埃埋没的事物和细节，挖掘出来擦拭干净，重新亮闪闪地放在人们面前。在做这些事时，我们发挥了许多非常美妙的文化想象，为了让历史的光芒重新照耀今天。
比如，我请李志强把杨柳青年画“勾、刻、印、画、裱”全过程放在年画作品展中，好让普通民众了解木版年画复杂又精湛的技艺，这在当时的民间艺术展中是从未有过的。再比如我把开幕活动特意放在南门内建筑极华美的广东会馆。请来各道皇会、中幡、风筝魏、捏粉、书春、刘海风葫芦、石头门槛素包、面具刘、桂发祥麻花、栾记糖画、玉丰泰绒纸花等等各种民艺在会馆的院内外列开阵势，以全面展示津地传统民艺的精粹。会馆戏台上演的开场戏是古老的《跳加官》；《三岔口》用上了数十年没见过的“砸瓦带血”；台口立着写着当场戏码的水牌子；台下有几桌“观众”是由天津人艺话剧院演员扮演的，他们身穿收藏家何志华先生提供的清末民初的老服装，表演昔时人们如何看戏。剧场里还安排一些演员表演老戏园如何沏茶斟水、卖零食香烟、扔热手巾把儿。连看戏的宾客们手里拿着的戏单，都是严格按照老样子，由年画社的老画师刻版印制的。就这样，完完整整呈现出津沽特有的戏园文化，叫那些由北京请来的文化界的人士吴祖光、新凤霞、黄苗子、杨宪益、王世襄、黄宗江、凌子风、于洋等等看得如醉如痴，更叫天津身怀绝技的民间高人们引为自豪。闭幕式换了地方，设在杨柳青镇出名的石家大院。那天是元宵节。杨柳青人也要在大批中外贵客面前展示自己风情迥异的民俗民艺。“打灯笼走百病”是搁置久远的元宵旧俗，这一天却让它重新回到古镇的生活中，以表达这个岁久年长的年画之乡美好的文化情感。这一来，带动起天津各县纷纷复活自己的年俗节目，纷纷炫示自己独有的生活风情。年不就被我们召唤回来了吗？
Q：在您眼里，中国人传统过年的仪式感与西方人过圣诞节在仪式感上有没有不同之处？中国人过年在仪式感上有没有特殊的意义？
A：中国人传统过年的仪式感与西方人过圣诞节的仪式感有个很大不同：我们的年背后没有宗教。圣诞节有宗教严格的规制支撑，有些仪式实际是宗教仪式。而我们传统的年是一种生活节日，支撑它的是传统民俗。但我们传统的年俗，并非可有可无，也有着很严格的程序。比如在年的筹备上就有一整套要求。再比如，吃年夜饭之前必须祭祖，祭拜“天地君亲师”，以焚香磕头的方式，向大自然、祖先、师长以及生命的传延表达感恩与敬畏之情。我曾经写文章回忆自己童年祭祖时的恭敬严肃，祭祖的先后要遵循祖父、父亲再到我的序列，以表达一代代传承有序，心中自小便自然形成了对“天地君亲师”的敬畏之心。辛亥革命之后，中国人推翻君主专制，“君”被拿掉，但我们对“天地”“亲”与“师”的敬畏却应该传承下来。一旦中断，传统的精神就会显得模糊。
祭祖之后是阖家团圆，今天我们把它看作一顿团圆饭，其实没那么简单。一个家庭一年一度地把家庭的人气凝聚起来，和谐相助，这也是我们中国人最看重的。而且这种以家族为单位的凝聚实际上是我们这个民族凝聚力的根本。这时，全家人又不由自主地都会说上一些吉祥话，相互助兴，特别是让老人高兴。春节时，老人一定要放在“最上面”的位置，桌上最好吃的菜要先夹到老人碗里，这种意识一年年早已深入到我们的骨头里。
民俗是一种亲和又美好的生活文化和生活情感。它是一种朴素的“仪式”，它不像宗教仪式那样严格规范，却由衷地发自内心。它最重要的不是形式，而是精神内涵和情感内涵。
编辑：黄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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